原文：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第五十六章中老子讲了得道之人“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最终达到了超脱亲疏、利害、贵贱的世俗范围的境界，所以为天下贵。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第五十七章，看看老子又讲了什么样的人生哲理吧～
以正道去治理国家，以奇道去用兵，以不扰害人民而取得天下。
治理国家和用兵打仗用的是完全不同的道。治国要用阳谋，要用仁义礼智信，用公平和信用来获得民众的支持。而用兵打仗却相反，打仗更多讲究的是出其不意，用阴谋诡计来打败敌人，获得胜利。那么怎么才能成为天下的共主呢？靠的既不是治理国家的那一套方法，也不是用兵打仗的那一套方法，而是“无为”。前文已经提及过很多次，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设计制订好一个体制，所有人在这个体制下都可以发挥出自己的才能，也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最终这个体制的领导者实现的是“无为而无不为”。第十七章中老子说过管理有四重境界：“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其中太上的管理境界就是无为而治“下知有之”的终极管理之道。
我怎么知道是这种情形呢？根据就在于此：天下的禁忌越多，而老百姓就越陷于贫穷；国家越是示人以国之利器，国家就越陷于混乱；人们的技巧越多，奇物就会滋起；法令越是森严，盗贼就越是不断地增加。
老子得出上面的结论是通过社会实践观察而得来的。老子首先发现天下的禁忌越多，老百姓就越是贫穷。如果稍微熟悉一点我们国家的近几十的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国家贫穷落后。造成这种现象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太过于强调社会的意识形态，只要是违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行为都会被禁止，从而造成了人们的双手被束缚住，严重挫伤了劳动积极性。邓老等国家元老意识到了这个社会问题，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八字方针。从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不再走教条主义，彻底解放了人民的双手，在短短几十年间，彻底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二点是国家越是示人以国之利器，国家就越陷于混乱。这里的“民多利器”不是人民掌握了利器，而是“利国器以示人”。老子在第三十六章中提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利器就是刑罚和军队这些国家力量。为什么不可以将国家利器轻易示之于人呢？因为天道好还。“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想要展示力量的国家，必然也会被这股力量所反噬。
第三点是奇技淫巧越多，天下间的奇物就会滋起。上古代侯王追求奇货珍玩，大起宫殿是普遍现象。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前提下，人们花太多心思在奇技淫巧之上，老子认为是华而不实的。老子提倡的是“为腹不为目”，和“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理念。民多智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庄子也说过：“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所谓。” 意思是说，真正通达生命真相的人,不去追求生命中不必要的东西。这些奇物就是生命中无所谓的东西，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就是在浪费我们最宝贵的资源—时间。
第四点是法令越是森严，盗贼就越是不断地增加。这一点看上去好像有点违反常理，但如果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句话的合理性。盗贼是不可能被法令所消灭的。秦朝的法令可以说是非常严苛，可是盗贼并没有消失，江山也没有因此而稳固。杜绝邪恶的关键在于启发内心的真善美，在于去除欲望，和在于提高人们内心的精神文明，而不是简单粗暴的严厉惩罚。
通过以上四点，老子就总结出“无为而治”才是解决一切乱象的根本。“王道”和“霸道”皆不可取。
所以有道的圣人说，我无为，人民就自我化育；我好静，人民就自然富足；我无欲，而人民就自然淳朴。
所以圣人采取的都是无为而治的方针。国家的高层能够做到无为、无欲，民众则会上行下校，自然而然的就会自我满足、淳朴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