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第四十五章中老子讲述了大成若缺，大盈若冲的道理。人类因为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往往不能看到事物的全貌。只有提高自身修养，认识到自身局限性，并且做到无私无欲、无我利他，方能突破自身限制，生出一些智慧。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第四十六章，看看老子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人生智慧吧～
治理天下合乎“道”，就可以作到太平安定，把战马退还到田间给农夫用来耕种。治理天下不合乎“道”，连怀胎的母马也要送上战场，在战场的郊外生下马驹子。
这里描述了两幅不同的场景：第一幅是战士解甲归田，战马回到农田用来耕种；第二幅是天下动荡不安，怀胎的母马也要被送上战场，只能在战场的郊外生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完全取决于管理天下的领导者有没有按道来行事。如果治理天下合乎天道人心则国泰民安，如果治理天下逆天无道则兵荒马乱。下面举两则例子，来说明治理天下合乎道跟不合乎道的区别。
第一则例子是“文景之治”：
汉朝建立之初，经过数百年的动乱，国家百废待兴。朝廷推崇黄老之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消耗国力。
汉文帝生活十分节俭，宫室内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车类也没有添，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经过文景两朝的休养生息，生产日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史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时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
另一则例子是“国人暴动”：
周厉王贪财好利，千方百计地搜刮人民。宠臣荣夷公教唆厉王对山林川泽的物产实行“专利”（国营垄断），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平民（国人）进山林川泽谋生。周厉王听了很中意，置大臣的规劝和平民的反对于不顾，推行了“专利”政策。
平民被断了生路，怨声四起，纷纷咒骂。周厉王又派了一个佞臣卫巫监视百姓，将许多不满“专利”的平民捕来杀死。后来连不少没有发过怨言的平民也被杀死。厉王的高压政策，使得亲友熟人在路上遇到了都不敢互相招呼，只能以眼神示意（道路以目），使都城变得死气沉沉。周厉王却还自以为得计，得意洋洋地说：“我自有办法叫百姓不敢诽谤我。”大臣召穆公劝戒说：“这样堵住人民的嘴，就像堵住了一条河。河一旦决口，要造成灭顶之灾；人民的嘴被堵住了，带来的危害远甚于河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治水要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民要让天下人畅所欲言，然后采纳其中好的建议。这样，天子处理国政就少差错了。”周厉王听了不以为然地说：“我是堂堂天子，那些无知的愚民只能遵从我的命令，怎么能让他们随便议论！”仍然一意孤行，实行暴政。
周厉王的暴政使得国人忍无可忍，前841年的一天，都城四郊的国人自发地集结起来，手持木棍、农具作武器，从四面八方扑向都城的王宫，要向周厉王讨还血债。周厉王听到由远而近的愤怒的呼喊声，忙命令调兵镇压。可是竟然没有士兵肯听从他的命令。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农，所有的士兵出身都是农民，而且周朝的士兵也是由农民供养的。现在连农民都已经暴动了，您还能有谁可以被调集呢？”周厉王这才知道大祸临头，匆忙带着宫眷步行逃出都城，沿渭水朝东北方向日夜不停地逃到远离都城的彘，筑室居住了下来。
最大的祸害是不知足，最大的过失是贪得的欲望。知道到什么地步就该满足了的人，永远是满足的。
“国人暴动”的例子中，造成周厉王仓皇逃窜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他的贪欲过盛。只顾满足自己，而忽略了他人。在他人有不满和反对意见的时候，试图采取高压政策来平息众怒，最后弄的反而自取其辱。而“文景之治”的例子中，文帝景帝不与民争利。自己的生活十分节俭，也懂得节制国家开支，用各种方式减轻人民负担。从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
老子在第四十四章中也提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里再次提醒人们，尤其是当政领导者，要懂得克制自己的私欲，从而才可不辱、不殆。
不但我们东方有这种智慧，西方同样有着类似的智慧。比如，叔本华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幸福不过是欲望的暂时停止。——叔本华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关于幸福的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这个公式说明，幸福程度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所以在效用一定时，欲望越小，人们感到越幸福，反之则不会感到幸福；在欲望一定的情况下，效用越大，人们感到越幸福，否则会感到痛苦。效用的增加需要依赖于很多外界因素，比如社会的经济状况，个人的机遇等等，往往具有不可控性。但我们的欲望却是我们自己可以主动控制的，所以增加幸福的最快捷的方式就是降低个人欲望。
